同时，明确调整经济结构以促进调整分配关系、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以促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和步骤。
它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以市场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作用，就是用新的体制(最初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市场体制，但总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原计划体制的僵化)和新的发展政策(包括外贸政策、外汇政策、引资政策、投资政策、用工政策等)，形成这一区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的体制与政策的落差，用这种差异，形成资源聚集洼地，把全国各地的优质稀少资源吸引过来，使之得以集中地有效利用，发挥最大的作用，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本、人才稀少的国家实现增长的突破，带动全国的增长，实现计划经济没有做到事实上也很难做到的事情。
这一分析就可以解释以下的现实情况：像深圳这样的较为成功的经济特区，地处经济开放的前沿，但在最初阶段，吸收最多不是外资，而是内资，引进最多的，不是国外的人才，而是内地的人才。而特区，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，就是因为具备以下的一些特点，而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，使得特区成为率先增长的经济体。这里我们不要去想当时是不是什么都清楚了，是不是有争论，是不是有人反对，是不是已经叫做市场经济，在历史现实中，目标当然也是逐步清晰起来的、统一起来的，但是无论如何当初大方向是定了的，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出去了。经济学的理论和各国发展的经验都证明，这时这样的国家要想实现发展（其定义是要使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趋同），就必须一方面要借助外力，另一方面要发挥自己的种种相对优势，逐步培育起更多的优质要素。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就是缺资本、缺技术、缺人才，这些发达国家富有的生产要素在我们这里是最为稀少的。
9.借助外力，引进稀少要素，弥补禀赋不足。作为一名经济学者，我不妨借这个机会在此对中国经济特区，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现象及其意义，做一点理论的分析，也许与这本书的内容互补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深南大道相关的历史与现实。逐步提高扶贫标准，扩大扶贫政策覆盖范围，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，实现扶贫和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。
2005年我们在全国2749个村庄做了一个调查，发现有23%的农户发生过土地流转。不能光看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和增速，还要看比重和口径。农民讲，家里还有十几亩地，把土地就这么放弃了，给一个城镇户口，不划算。90年代初农民工规模只有几百万人，1993年才不到2000万人，现在外出就业是1.5亿多人，90年代后政策有了根本性调整，消除了农民流动就业的限制。
抓紧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支农事权，完善转移支付办法，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支农体制。本刊发表时已经作者修订。
但财政支农资金比重总体上处于波动和下降状态，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相匹配。创新农村投融资体制，拓宽三农投入来源渠道。近年来，无论是财政对三农投入总量、增量，还是增幅，都是较高的。一些地方以统筹城乡为名，统农村的土地资源多，筹农村的公共服务少;统城市的建设项目多，筹农村的民生工程少。
2003年至2008年，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：8.7%、9.3%、8.8%、8.4%、8.7%和9.8%，相对于农村人口规模和农民对公共服务的庞大需求而言，财政在农村投的钱不算多，公共财政的阳光还没有真正做到普照农村。第三，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。要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，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、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。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，就是把户籍的登记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脱钩。
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，城镇建设用地迅速扩张，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。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整理过程中，首先要把增加优质耕地作为目标，节省出来的建设用地，要优先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，不能把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作为土地整理的主要目的。
应当看到，农民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既要创造条件，让农民在城市里能够住有所居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，又允许农民继续享有对承包地的权益，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，让农民既进得了城，又回得了乡。局部地区可以做一些实验，可以做一些探索，但是一定要意识到有一些探索可能会有风险，在推广这些经验的时候，学术界在总结这些经验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谨慎。
这个问题理论上要把它说透，在现实操作中才不出偏差。在土地问题上，如果现在操之过急，没有一个规范，最后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统没了，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统没了。我国农村与城市土地制度仍然维持着二元性，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一直处于相对弱势。这个问题在现实当中非常复杂。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，他们对土地的情结弱化，思想观念、生活习惯、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，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。土地制度事关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，事关农村稳定大局，需要关注什么是农民关心的真问题。
城乡统筹难点、焦点、分歧点都在土地问题上。但大部分省市区的户口制度改革是形式上的、表面的，没有给农村人口提供与城市人同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。
城镇化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沉淀在城镇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定居，并使之向市民转变，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，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举措。根据土地承包法规定，农民在设区的地级市以上城市落户要放弃家庭承包地。
不能只给有了户口的人提供公共服务，将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要与居住直接结合在一起，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享受同等权利和待遇。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，明确界定财政总支出中三农支出的内涵，强化法律约束，建立财政资金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，力争在十二五期间末将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10%以上。
我国农民工转移的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，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。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，把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作为重要主题，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要求。形成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供应体系和政策体系，是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。第二个误区是片面强调农民当了市民，拿土地换户口和住房，拿土地换保障。
在一定阶段这种做法是有意义的，是有价值的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，要保证农民是经营主体和受益主体。
要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做到县域内学校办学条件大致均等，促进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大幅度提升。关于土地问题，还是要回到现实当中来
早在北宋雍熙三年 （986年），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商人把粮运至边防地区换些盐引（换盐并允许贩卖的凭证）的开中制。开中制也给官员利用权力牟利创造了机会，滥发盐引，以至于产量小于盐引。
宁波商帮形成于清初，但真正的光盛是在近代，靠的是蒋介石的政权以宁波商人为经济支柱。这些地域性经商特点会成为本地商人的经商传统，并一代一代地继承与发展。明代中叶形成的福建以海商为主体的闽商，显著的特点是采取了亦盗亦商的武装贸易形式，这完全是明代的海禁政策促成的。国退民进从来就不是政府自愿的，是政府被迫无奈的结果。
之后元朝建立，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人尚且处于游牧阶段，且入侵之后对汉族实施野蛮的镇压，商业活动自然受到限制。专卖体制就是政府直接经营这些行业，并且禁止私人进入。
自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实行盐铁专卖以来，虽也有过短暂的放松，但自西汉之后，盐铁专卖就形成固定不变的制度，而且这种制度不断扩大，这以后烟酒这些赚钱的行业都进入了专卖体系之内。常驻军队八十万人左右，战马三十万匹。
江苏的洞庭商帮形成于明代，是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，但它的真正光盛是在鸦片战争后，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之后。开中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如商人行贿、弄虚作假、官员介入徇私舞弊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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